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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状况描述怎么写,从“为母报仇案”看普通人对“法律正义”的传统误解

日期:2019-07-29 来源: 评论:

[摘要]家庭状况描述怎么写,专栏| 罪案史录(十八)文/赵小昭(未经授权,任何形式抄袭转载必将追究法律责任)“张扣扣案”(对此案不了解的劳烦自己百度)一直都备受媒体和民众关注,但就在这些关于维护法律正义、社会道德的讨论喧嚣声音里,似乎暴露出了一些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对于...……

专栏| 罪案史录(十八)

文/赵小昭

(未经授权,任何形式抄袭转载必将追究法律责任)

“张扣扣案”(对此案不了解的劳烦自己百度)一直都备受媒体和民众关注,但就在这些关于维护法律正义、社会道德的讨论喧嚣声音里,似乎暴露出了一些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古代法学的误解。

1.复仇是《水浒传》中的好汉行为

公元2018年2月15,中国农历的大年三十,陕西男子张扣扣戴着帽子和口罩,拿着刀埋伏在路边,将回乡上坟的王校军、王正军刺死,接着又跑到他们家中,将他们的父亲王自新杀死。

杀完人的张扣扣,对村民说:“3条人命,我死定了,我妈死了22年,今天我终于把仇报了!”

图片来源见水印

2019年1月8日,案发327天后,陕西汉中法院一审判处张扣扣死刑,宣判后他当庭表示上诉。

然鹅,他的辩护律师说:要想改变判决结果,很难。

在「为母报仇」这道光环笼罩下,张扣扣被某些媒体和网友称为“好汉、侠客、义士”,他们把自己代入到角色中,如同“梁山好汉”般快意恩仇——社会暴戾之气被推崇的背后,往往可见司法审判的黑暗和法律权威的失落。

截图自网易新闻

在《水浒传》里,有两次“为了母亲”的杀人事件。

公元1117年,即赵宋王朝的政和七年。《水浒传》中,这一年的七月,家住沂州沂水县(今属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)沂岭的一家四口惨遭灭门。

凶手是一个黑脸大汉,他叫李逵。他杀害这一家(包括两个未成年)的原因和张扣扣一样:「为母报仇」。谁让这一家老虎把他辛苦背一路的老母亲吃了呢?

跟上一个“打虎英雄”武松不同,李逵既没有得到夸奖也没有得到同情。回到山寨后,李逵讲述了这一路的遭遇,「众人大笑。 晁、宋二人笑道:“被你杀了四个猛虎,今日山寨里又添得两个活虎,正宜作庆。” 众多好汉大喜,便教杀羊宰马,做筵席庆贺两个新到头领。」(《水浒传》第44回)

听说兄弟的老母亲遇害,他们却找到了之前路遇李鬼劫道这个笑点,然后大张旗鼓地庆贺两个明显不那么重要的人物(“青眼虎”李云、“笑面虎”朱富)上山......

可见,在梁山上「为母报仇」并不是那么的“替天行道”。

连环画《李逵沂岭杀四虎》

公元1118年,这一年的二月下旬,山东济州郓城知县的情妇——女白秀英,被正在繁华地段勾栏门首处带枷示众的步兵都头雷横打死了!

据多位目击者口述,事发前,白秀英正辱骂殴打雷横的老母亲:“只一掌,把那婆婆打个踉跄,那婆婆待挣扎,白秀英再赶入去,老大耳光子只顾打”(《水浒传》第50回)

在《水浒传》那个黑白混淆的世界里,做个孝子也许是一个公务员能坚守的最后纯洁,只是他没有预料到,他的坚守带来的却是灭顶之灾——被判死刑。

雷横之所以被梁山认可,是因为他在执法时,曾对晁盖、宋江等人徇私,他打死“辱母”的白秀英之举根本不值一谈。

张扣扣、于欢(辱母杀人案)等人跟“梁山好汉”真的不是一回事(不同意者请阅读原著先)。即使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打虎英雄武松,他“为兄报仇”之举在《水浒传》那个“反法制的世界”中,也要披枷带锁刺配三千里。

2.法律是为了保护弱者

“张扣扣案”被报道后,似乎所有人都更愿意看到张扣扣母亲真的是“冤死”的,是被害者一家“作恶多端”种下的因。因为人们由衷地相信,法律应该是维护正义的武器,是为保护弱者而存在的。

不过可惜的是,这也许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。

从历史的角度看,法律并非天然神圣。

两千多年前,主张「依法治国」的韩非子在《韩非子·备内》里说:“刑罚之所以诛,常于卑赋,是以其民绝望,无所告诉。”

法令所防备的、刑罚所惩罚的,常常都只是的底层百姓,民众感到绝望,却又无处申诉。

在上古部落时期,巫师们通过龟壳烧烤产生的裂纹来推断谁是否有罪。此时的社会构成还是原始状态,谁杀了谁也不需要社会力量来裁决,受害者家属觉得是谁干的,自己去报仇就行。正义的实现依靠的是以联合家庭为单位的宗族部落。

《周礼》对于报仇规定:报仇有法定手续,有专管报仇事务的官吏,只要在事先到朝士处登记仇人的姓名,杀死仇人可以无罪。又有调人之官,专司避仇和解的事,并且规定复仇只以一次为限,不许反复寻仇。

在封建社会,复仇作为一种民众对司法制度不信任的一种表现,也是对当时不完善的司法制度的一种补充,是私人用私力行使国家刑罚权。即使是复仇,也要符合儒家"孝"、"义"的要求。

武则天时期有一桩“复仇杀人案”引发了很大争议:某人父亲被县尉冤杀,某人隐姓埋名为驿卒多年,在该县尉已经升为御史经过驿站时,终于杀掉他报仇,然后投案自首。(几乎一样的故事线)

争议最后陈子昂的观点获得认可:杀人犯法要处死刑,为父报仇的孝行要表彰——此案的结果是,某人被处死并表彰。

后来,柳宗元写了《驳复仇议》,认为:如果其父无辜被杀,可以复仇而且应该被判无罪;如果其父是被国法所诛,不应该复仇,杀人者应该处死并不许表彰。 宋律基本继承唐律,但也受柳宗元影响,规定复仇案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元朝法律倾向于允许血亲复仇。明清律承唐宋法,在复仇问题上充分考虑情理法关系:“父亲祖父被杀,子孙如果当场杀死对方,无罪;子孙如果是事后复仇,处以杖六十。 ”

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法律是与国家同时出现的,法律秩序某种程度上就是国家权力的同义词。

人们寻求正义的过程,往往也能成为国家获利的一种方式——在“凤凰雀”达荷美王国(西非埃维族的一支阿贾人于17世纪建立的封建国家),当发生经济纠纷时,国王有权拿到争讼货物的一半,行政官员拿四分之一,剩下的四分之一才归胜诉方。

原始的法律主要作用并不是建立秩序,其目的也不是预防犯罪或者保护个人。因为一切冲突在社会内部都存在解决的机制。中国即使到了民国时期,依然保留了很大的地方自治权,社会问题依靠宗族社会解决的案例比比皆是——法律的目的只有一个,维护国家利益。

3,实现法律正义需要“包青天”

对于普通人来说,法律与正义的关系永远是“剪不断理还乱”的难题:“许诺了正义的法律,何以成为非正义的借口?”

在庭审前,张扣扣曾委托律师申请法院对这场庭审进行视频直播。得到了舆论“一边倒”广泛支持。

在有关“张扣扣案”和“于欢辱母杀人案”的文章中,我经常会看见一些类似这样的言论:

“要让坏人打不赢官司”、“善良才是最好的法律”、“当法律保护不了弱者,以暴制暴将是最后的正义!”......

以暴制暴的行为,仿佛让人看到了正义实现的一些途径,可是到最后却揭露其本质---以违背法律正义的代价来实现的道德正义。

晚清奇案之一的“杨乃武案”中那句著名的讼词“天下无宁日 ,神州有青天”,体现了平民百姓对固有的司法体制不信赖,而“包青天”是恶的最后一道屏障。

经典影视形象--金超群版包青天

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,法官的形象几乎都源于一千年前的那位““司法之神”包拯。《宋史》第 3 16卷《包拯传》中说 :“拯立朝刚毅 ,贵戚宦官 ,为之敛手 ,闻者惮之。

人们将自己对于司法的期盼寄托于“包青天”身上,在这个被文艺作品所构建出来的法庭——开封府里,包青天有“庭审3宝”:额头月亮、尚方宝剑、龙虎狗铡刀;有“执法后援团”:集华生和宋慈(法医)为一体的公孙策、“南侠”展昭(刑侦人员)、张龙赵虎王朝马汉(警察)、侠盗“五鼠”(民间正义人士)...

百姓申冤的方法有:拦路喊冤(趁包公外出时拦路申冤)、击鼓鸣冤(只要去开封府击鼓,包公便会升堂聆听喊冤者的冤情),相当于今天的大V爆款文一般轰动效应。

“包青天情结”作为我国民间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,其既包含了司法官应有的清正廉洁、刚正不阿的积极一面,同样地也包含了“天断、神判”等对法官非理性的、现实社会中无法满足的要求和期望。人们把法治的力量倒退归“人治”,期望出现一个“包青天”样的人物,把希望寄托于“狗头铡”,而不是制度本身。

中国民间百姓的“包青天情结”根深蒂固、影响深远。在现实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“正义的火气”:

人一旦自认为正义,就很容易陷入一种正义的幻觉和道德的亢奋中;有了正义的名义,他们不免失去审慎和节制,动辄采用暴力的手段去“惩戒”他们眼中的非正义一方---爱国愤青、键盘侠大多如此,以正义之名,却催生出了专断、暴力。

与影视剧中一个个“包青天”不同,现代法官并没有探寻事实真相的能力,甚至也没有这样的权力。

一名合格的法官需要经过长期的法学训练和大量的审判经验,扭转其作为普通人的思维方式,才能形成独立的司法判断。个人认为,一个正义感爆棚的“包青天”,仅凭一腔热血“为民伸冤”式的执法者,绝不是现代法治意义上的一名合格的法官。

法官的工作是针对法庭上双方呈交的证据以及相关证人的证词,梳理出事情的真相,做出合乎法理的判断。真相只是通过法庭上的一系列证据根据逻辑推导出的“真相”,这可能与事件发生时的情况有所出入,但这并不影响审理结果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,法官更像是一名历史学家,仅靠一些零星的碎片与只字片语还原当时所发生的事。但无论一名多么优秀的历史学者,研究再多的资料,经过再合理的推演,所还原的都未必是真相。

香港终审法院大楼正面外墙顶端的蒙上双眼的“正义女神”,右手所持的天平代表公平,左手所持长剑代表权力。而蒙上双眼是代表法庭处理案件时,不会理会出席的诉讼各方的身分,唯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司法正义。

无论是古代封建社会,还是现代法治社会,法律追求的都不是道德正义本身,而是通过正当程序维护社会平衡;法律维护的是自身的体系,它必须确保正当程序的实施,它只保护遵守程序的守法者,而不是“善良”者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对于现代社会,法治是最好的选择。因为任何人都无法代表法律,即使他自诩为“正义”。

参考资料:

《周礼·秋官·小司寇》 《尚书·吕刑》

《包拯的法治思想与断案特色》-2011-11-20北京联合大学学报(人文社会科学版)

《包公“司法之神”形象的形成动因与观念基础》-2014-05-13《法学评论》

《“包青天情结”评析》-1998-06-05《政治与法律》

《张扣扣被判死刑,我有些同情他!》新闻哥

《智识│从“聂树斌案”看普通人的法学误区》作者盒子枪

罪案史录系列

EN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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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赵小昭:现居于成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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